顾振清：6位老外参与了“中国价值”的塑造过程

题记：以著名策展人顾振清为主编的《视觉生产》，2008年初推出了一个新专题“6位中国当代艺术早期老外推手”。这6位推手分别是戴汉志、莫妮卡·德玛黛、凯伦·史密斯、罗伯特·伯纳尔、乌利·希克、劳伦斯·何普林。顾振清认为，从这6位早期推手的经历来看，中国当代艺术之所以会有强大的市场效应，恰恰反映其有独特的价值，而6位早期推手值得重点关注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们以非凡的眼光参与了这种“中国价值”的塑造过程。 

乌利·希克(UIi Sigg) 在仔细观看鲁美毕业的年轻艺术家闫珩作品

上海证券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聚焦这6位老外推手? 
顾振清：2005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成为“中国热”的一个特点，这一方面是市场的鼓舞，另一方面是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扎实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的内涵，是其他地区当代艺术里比较少见的。由于中国这30年非常特殊的政治经济的背景，当代艺术在中国的体制之下，既是一种文化建设，又是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在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状态下发展，出现了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现在，中国当代艺术有市场了，已经从地下走到公开了，从边缘走向主流了。但我们不能满足这样，我们仍然在重新建构，有许多问题还有待解决，比如中国的当代艺术如何进入中国的当代史和文化史?中国当代艺术如何与体制共生，或者互相参与? 
上海证券报：为什么“老外”推手选这6位? 
顾振清：中国当代艺术有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尤其1985年以后，有很多外国友人的努力参与。他们架桥铺路，让外界了解中国当代艺术。我选出的这6位比较典型，作为一个小结吧。主要是想说明，在我们中国当代艺术这样的社区之内不能当成封闭的领域看。这些人介入中国当代艺术比较早，如莫妮卡，黄山会议的时候就来了。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概念的塑造起了很大作用，比如希克的收藏及其展览“麻将”，比如劳伦斯的画廊是真正的画廊，发现艺术家，推动艺术家，把艺术家推到国际艺术平台。这些外国人有的在本国不一定很有名，如莫妮卡等，但是在中国非常有名。戴汉志是很多艺术家心中的丰碑，就是艺术家中的白求恩。大家对他非常敬佩。他在他最后的几年里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他们的工作有很强的预见性，说明他们有眼光。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内涵是非常认可的，相当支持的，不会说上来随便乱扣帽子，他们就是住在中国，从中国本土的语境出发，来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他们有很多是用真情实感来思考和评论中国当代艺术。这些外国推手往往有全面的技能。如戴汉志就是策展人;莫妮卡后来也策划了很多展览;凯伦本来就是策展人;何浦林是香格纳画廊的老板，策展人也是他的一种能力;而这几个人，跟国际上的策展人联系比较密切，所以也成为外国策展人首先愿意交流的对象。 
上海证券报：在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市场这个过程中，影响较大的是哪几个? 
顾振清：在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市场的过程，其中有3个人的作用较突出：凯伦、希克和劳伦斯。史密斯曾为四合苑画廊工作，然后又变成独立策展人、艺术经纪人，就是说，她从事的角色比较丰富一点。希克呢，他从收藏家这个角度，使得很多年轻艺术家得到最初的鼓励。但是有个特点，这6个人都有足够的学术头脑。凯伦文章写得很漂亮，劳伦斯眼光很好，希克作为收藏家也是眼光很独到的。 
上海证券报：有“老外”推手，一定也有中国推手? 
顾振清：我们自己的推手更重要。这些老外推手只是让中国艺术家更加国际化，产生更大影响力，起到了一个铺路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当代艺术自己的推手的话，没有老栗这些人的话，那些“老外”推手就会像一块糖扔在热水里，马上就稀释掉。 栗宪庭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级的推手，他出现得最早，与“85”、“89”、“后89”，甚至后面的艳俗都有关，一直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最前沿。他的立场与态度从来没有改变过。他最早抓住90年代的转型，起到的作用是最大的。相对这些老外，老栗更是一种肩背式的承担，二者的出发点不一样。 
上海证券报：对目前当代艺术市场出现的动荡你怎么看? 
顾振清：以前我们也谈过，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也好，国际当代艺术市场也好，是不是会发生一个冰河期呢?或者说这个拐点在哪里呢?回头看，中国当代艺术2005年开始井喷，到现在还不到3年，如果把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成熟或者在国际平台上的成熟，看作是30年的长期的区段来看，我们刚刚迈出第一步。可以说，中国当代艺术从1989年开始有被国际关注。然后到现在，我觉得肯定是个上升期，其中会有波浪，但不能看作为拐点。有的人会降下去，有的人会涨上来，这很正常。总体来说，中国当代艺术全面调回去不可能。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影响力已经被广泛享有、广泛了解;可能以后要走一个比较平稳的路，而不再是像这两年坐直升飞机一样。我觉得这很正常。当代艺术不是一个投机的对象，而是一个稳步发展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