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约会（BLIND DATE）

顾振清

    英文“BLIND DATE”一词在汉语里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汇。在词典上一般都翻译为“从未晤面的男女经第三者安排所作的约会”。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陌生人约会”、“初约”、“相对象”、“相亲”等多个中文词语都无法达到信、达、雅的翻译目标，“盲目的约会”或“冒险的约会”这样的词语语义就相去更远。汉语里有一些涉及婚姻风俗的习语，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传统中国社会由父母媒人安排年轻人婚姻的一种见证。而英语“BLIND DATE”体现出来的欧洲风俗就大不相同了。在欧洲，安排陌生男女见面的第三者可以是任何人，甚至是年轻人。父母可以客串“安排者”的角色，但他们绝不是必需的角色。男女双方愿不愿意继续交往也相对自由。然而，在汉文化传统中，父母、父母官、皇帝这样的权威人物、或媒妁之类的专业人士所决定男女之约，往往是不可偏废、抗拒的。在提倡移风易俗的新中国，婚姻介绍所、工会“红娘”等的政府所指定的“安排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取代父母、媒妁的作用，让年轻人的“BLIND DATE”真正有可能发生。在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中，这个“安排者”连人格化的面具也摘掉了，电视台、媒体甚至网络都成为社会化“安排者”，成为无数陌生男女之间“初约”的桥梁。1990年代的中国，由拷贝风靡英国的电视节目“BLIND DATE”引发的“玫瑰之约”等各种电视速配节目，在娱乐大众的同时，真正起到“配对”的作用概率有多低，大众则不得而知。被集体观看的行为，往往沦为一种表演。 

    将“BLIND DATE”作为一个中德艺术交流展的主题，当然不是为了作国际“拉郎配”，而是预设一种特殊的当代文化、艺术的交流语境。通过这个跨国展览的撮合，6位（组）中国艺术家与从未谋面的6位（组）德国的艺术家相遇并展开各种形式的对话。展览中的一切都在策展人这一“安排者”的硬性设定下发生，反正中国艺术家与德国艺术家相互陌生，对方艺术家的学术水准、话语方式乃至其作品的媒介、形式，大家事先都一概未知，根本就无从挑选共同展出的异国艺术家。整个展览的有三个不同的空间地点，分别有两位（组）中国艺术家、两位（组）德国艺术家在一起展出作品。参展中国艺术家分别以沈少民和林一林、金锋和徐坦、金江波和孙原+彭禹组成三组，展出各自的装置、录像、图片与多媒体互动作品。既然展览呈现为一次交流、一种“BLIND DATE”式的非同寻常的交流，而不是文化竞技。因此文化对抗和文化冲突的诉求都被艺术家暂时搁置。参展的艺术家构成了整个展览的二元结构，这样的结构恰恰是文化差异的具体表征。德国艺术家大多处于常规状态，德国优越的艺术生态和健全的社会文化体制使他们按部就班认同艺术家身份，展开艺术工作。他们具有良好教育与丰富经验所打造的基本素质，习惯按规则出牌。他们按日常态度对待各种国际大展，心境自由而放松。中国当代艺术家大多处于良好的竞技状态，在短期内十分集中地争取到国际展的参展经验，这跟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热在国际上持续升温有关。中国当代艺术毕竟仍处在生成的初始阶段，处在被观看的地位。艺术家的很多艺术作品尚是中国当代文化事实的一部分，往往对中国国内艺术圈有效，而对国际当代艺术的推进仍然缺乏贡献。中国艺术家们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断更新自身材料、形式、概念，喜欢不按规则出牌。所以看重每一个眼前的展览，强调自己的每一个进步。他们也开始努力地反观对方，打量、追究欧美艺术家的语境，强化对自身语境的经营。“BLIND DATE”展览的二元结构既突显了全球交流语境的真实情形，又昭示了国际社会艺术系统中不同文化影响力的微妙变化。展览一旦发生，势必生动地演示出两国艺术家相遇后有趣而又有意义的平等对话。然而，每个艺术家准备要说的话是否能找到真正的听众？听众是同一展出空间中的异国艺术家？还是普通观众？交流是否能从互相观看，递进到互相沟通和深度对话？这正是这个展览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