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思想自信:顾振清2000年答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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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9

重建思想自信:顾振清2000年答问录

问:策展人的出现对国内艺术展览体制的转型有无影响?

答:国内艺术专业人士的“注意力”对策展人的不断聚焦似乎暗示着当代艺术格局在某种意义上的重新洗牌。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化,纯粹政府公助性的活动在总体艺术机会中的比例有所减少,社会力量对艺术的支持变得越来越重要。活跃的策展人往往主动在社会力量与艺术家之间、社会愿望与艺术行为之间起到沟通和融会的作用,而且通过有意识的筹资开源工作把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资金导入到艺术活动之中。筹集展览资金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极大地提升了策展人在展览中的现实地位。2000年,中国艺术展览体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策展人中心制在投资方、艺术家的多向选择的新展览体制建设中应运而生。计划经济时代官办艺术体制的遗留物如展览组委会委员和主任、评委会委员和主任、秘书长等头衔与经济转型初期临时出现的艺术主持、艺术总监等职位统统被策展人的角色囊括、取代。除了展览的经营之外,展览筹办、运作的几乎所有权力和责任都高度集中到策展人身上。这两年的当代艺术实践表明,许多展览的主办单位不仅认同而且也接受了这种策展模式。

问:既然是策展人中心制,那么,策展人在艺术展览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中心角色?

答:从确立展览主题、立项与预算论证、遴选艺术家到选择展览规模与形式、展场设计、布展方式,从撰写展览前言与学术主题阐述文本到主持展览的学术研讨,从编辑展览画册、作品导读、文献资料到媒体发布、社会宣传工作,从展览资金的分配到总体负责艺术家材料费的审核与发放,都由策展人来承担并统筹。策展工作的发展及对艺术本土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也对策展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对艺术家鲜活的艺术实践的及时了解、对视觉经验的丰富积累、对艺术动向的敏锐判断、对艺术问题的深入把握都应是策展人必备的素质。此外,筹集资金、艺术管理和学理思维的能力以及中英文的书面、口头表达与交流能力也成为对一个当下国际艺术交流大环境中的本土策展人自然而然的要求。因此策展人不再是艺术江湖的草莽英雄,而是一个务实、人格独立、时时面对着突破自身极限挑战的知识者。以前一味由批评家偶尔客串策展人的方式显然已无法满足当代艺术生态的需求,于是,现实需求导致国内部分官方美术馆纷纷规划或设立专业策展人的职位编制,同时也铺设了独立策展人的存在环境。

问:你的总体策展理念很有艺术乌托邦色彩?你如何将这种理想与现实工作挂钩?

答:我从小所受的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和完美人格的教育,使我对非现实的乌托邦一直抱有浓厚兴趣。我想,艺术家既应该面对每个人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个体问题,也应该面对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普遍问题。人类文化积累所打开的精神空间可以给予每个个人以心灵自由。这种心灵自由也给予我们一种责任。我们应该回应这个让人在现实中有所寄托或有所皈依的精神空间。我们除了关心眼皮底下这些现实利益,关心自身的感性存在,是否也应该有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审视和更新,应该有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我的艺术乌托邦理想应该是建立当代艺术的独特属性。在意识形态之外,根据这种属性优化并清理艺术生态中错综复杂的结构关系。我策划展览,主要想通过一个个展览的策划来提出问题,提出我的学术思考和文化理想。努力去推举、实现一些不同于欧美国家主流文化的、兼具中国文化主体性与现代化精神的艺术个案和趋向,打造中国当代艺术多元化发展的良好环境,并试探出人类走向未来的另一条精神出路。

问:能否谈谈你这两年独立策划的展览?

答:我独立策划的都是主题展。1999年底在上海举办观念摄影展“传统视觉影像”,直接突出当代艺术对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正面扬弃和挪用。在这次展览的前言中,我首次明确谈及当代艺术的本土化进程问题。2000年展览比较频繁,其中,“中国魅力”观念摄影展、“人文山水”当代环境艺术展还是延续了以前的策展思路,探讨并集中呈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艺术认知和表现方式中的意识转换问题。在国内六个城市连续举办的系列行为艺术展“人与动物”与在上海双年展期间的举办的外围展“异常与日常”则从当代艺术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提出问题,注重的是艺术本体和社会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我注意到,挖掘身体的潜力和感性经验、利用自身现实生活的鲜活资源,这已经成为许多关注本土文化现实的艺术家创造力的喷发点。他们思考的问题,直接触及社会现实和个体生存经验本身,不但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而且展露出中国艺术家在全球艺术潮流中特有的智慧和前卫态度。

问:你做策展这份工作有没有一个长远的文化目标或理想?

答:当代艺术展览必须面对当代艺术问题。我做策展,是为了找到一个兑现自身价值的空间。具体到艺术领域,这个空间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化进程。这个进程有待本土社会中多种社会力量的努力,而且可能会很漫长。但它毕竟是一种在中国文化传统链条的当代环节上不断刷新自己、努力建构当代文化独特的主体性的进程。这种主体性建设往往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和鲜明的当代文化精神属性。我的职业兴奋点和人生价值的最大投射空间就在于此。我在展览策划工作中,强调当代艺术本土化进程中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并不是好高骛远。事实上是表明一种文化态度和追求,强化对某些追随欧美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文化投机行为的批判,强调世界上的不同文化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差异性价值和多极化形态。反过来讲,艺术本土化进程可以提升、体现我的存在价值,这样的提升正与我的精神追求相契合。